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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律师
朱律师
叶律师
章律师
中国累犯制度的最早渊源，是虞舜中期后《尚书•舜典》中记载的“怙终贼刑”。虞舜中期前，由于当时的刑罚体系以死刑和剜目、截足为中心，犯罪者多被判死刑或剜目、截足，被判死刑者当然不可能重新犯罪，处剜目、截足者由于生理的限制基本上也丧失了重新犯罪能力，重复犯罪现象基本没有或甚少，因而在当时就无从规定累犯制度。及至虞舜中期以后，皋陶改革刑制，废除由死刑、剜目和截足组成的刑罚体系，重复犯罪现象逐渐出现并增多，始才有《尚书•舜典》中“怙终贼刑”的规定。
累犯制度内容的变化，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再犯罪现象变化的影响。以19世纪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累犯制度的变化为例。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，社会矛盾激化，犯罪数量，尤其是累犯数量剧增。
从上述累犯制度史可看出，累犯制度的产生以重新犯罪现象的出现为前提条件，并且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受重新犯罪态势变化的影响。因此可以说，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，就是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。
累犯制度，也是人类基于一定需要（秩序、安全的需要和同重新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）对重新犯罪现象的主观认识在法律上的反映。这种认识，是已存在客观现象为前提的。没有重新犯罪现象这种客观的存在，对重新犯罪的主观认识就无从说起，人类也不可能产生同重新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。累犯制度，顾名思义，是以累犯为规制对象。刑法上的累犯，也属于重新犯罪。没有重新犯罪现象，累犯制度就失去了其规制的对象。累犯制度，以控制、减少累犯为目标。重新犯罪现象不存在，累犯制度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重新犯罪现象既是累犯制度的对象，又是累犯制度的意义所在。没有重新犯罪现象，累犯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，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是一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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